中国近代化问题的思考

中国近代化问题，是海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目前已有不少论文与专著进行论述。本文想从中英两国近代化的比较角度，思考如下一些问题。

（一）近代化第一启动力。我们使用这一概念，目的是便于探求是什么力量最先使近代化车轮起动起来。在英国，显然是海外贸易与海外掠夺，促使手工业产品向机器工业产品转轨。它的贸易商品呢绒在16世纪占总额的86％，到17世纪则增长90％。由此开始了这样的循环：呢绒外贸需求促进农村呢绒手工工场的发展，呢绒工业对羊毛的大量需求导致圈地运动，圈地运动促使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又促进对外贸易。这就是英国近代化的运动轨迹。

中国也有比较发达的海外贸易。但它的发展，并未如英国那样促进机器工业的到来，也并未引起广大农村的巨大变动。它与英国的经济带有殖民掠夺性质不同，没有出现原始积累。我们再转换一个角度，中国18世纪下半叶海外贸易量（出口）只有200余万两，对中国如此之大的空间起不了震荡作用。从出口结构来看，大宗产品是茶叶之类的半制造品。而土布的出口额，最高只占8．5％。这一切，难以形成对自然经济的有力撞击。中国在漫长的岁月里，市场供求没有出现剧烈的不平衡。马克思说：“当贸易在英国已发展到手工劳动不再能满足市场需求的时候，人们就感到需要机器。”“机器劳动这一革命因素是直接由需求超过了用以前的生产手段来满足这种需要的可能性而引起的。”中国在上述情况下，不需要科学，也不需要机器劳动。因而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冲动力不能说没有，而是很微弱的。

（二）近代化资金（包括资本）的筹措。我国在近代化过程中遇到资金不足的难题。近代化缺乏足够的滑润剂，必然制约近代化的规模与速度。

英国近代化资金来自海外掠夺与对国内农民掠夺转化的原始资本积累。中国近代化缺乏这样的历史前提。中国海外贸易的积累极少，不足以也没有太多投入生产领域。小农经济的有限积累，则重新流入土地。地主对风险很大的机器工业生产不感兴趣，而且小农经济的财富大部分用来满足地主的生活欲望，很少流入生产领域。显然，中国与英国不同，不是用暴力使农民与土地分离而是把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大量资本也滞留于土地，这又加强了自然经济的稳固性。中国近代化的资金主要来自国家财政，而国家财政里又主要是利用海关收入部分。甲午之前清政府用海关税和厘金支持洋务企业的只有5500万两折银。这是中国近代化受到制约的重要原因。

（三）国家政权在近代化中的作用。我们说清政府是地主阶级政权，并没有错，但必须深入探讨几个问题：（1）17—18世纪中国客观上要求与国际经济文化靠近。但清政府却采取排拒态度，使中国失去了与外界进行接触的机会，对外经济交流限制在狭小范围之内。19世纪中叶清政府的开放是被迫的。所以，开放并不是它的国策，只是一部分政治力量的推动，而另一部分却极力反对，因而总体上看中国的近代化是在封闭的框框里进行的。（2）清政府用海关税支持近代化活动，只占它的收入极小部分，这反映了它对近代化的漠视。清政府投入与近代化有关的资金，不超过其财政收入的6．62％。

（四）中国的近代化是在与英国迥异的环境和条件下开始的。（1）近代化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环境，是很不利的。（2）启动近代化的动因主要不是中国内部经济的要求，而是民族危机逼迫下的被动举措。（3）中国近代化没有农村经济巨大变化的前提。这决定了中国近代化只能从军事工业开始，从城市开始，因而加剧了近代化的内在矛盾，资金不足也更加突出。被民族危机赶上近代化道路的中国，还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近代化仅局限于东南沿海城市，广大农村仍处于中世纪状态之中。动力不足的现代化难以在广阔的土地上漫延，导致近代化的缓延性与渐进性。历经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近代化仍然处于毫无生气的状态。

中国近代化研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农村近代化。英国近代化历史正是以农业的变革为传统社会近代化的前提和基础的。英国之所以能率先进入近代化社会，正是因为从15世纪末期起在英国发生了深刻的为近代工业奠定基础的农业经济变革。在16—17世纪之交，英国发生了圈地运动，即利用国家暴力使农村迅速发生剧烈的震荡，消灭了小农，出现了“大农”经济，出现了乡村工场手工业，随之向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英国近代化，首先发生于农村的变革。正是这种变革引发了政治、思想、家庭等方方面面的变革。

中国农村到封建社会末期，商品经济逐渐发展，但小农经济却相对地稳固。中国缺少如英国的剥夺小农的暴力和对海外殖民地掠夺的暴力。所以，中国缺少农业变革的近代化前提和原始积累的前提。而且，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开始从西方移植新的生产力于城市。这种从城市开始的近代化，带动不了农村的近代化。